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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人胡適--思公
  

    胡適是近代鼎鼎大名的思想家,是新文化啟蒙運動的主帥,關于他的思想學問的書有很多,讀了些,也不太懂,更不敢妄談。但對這個人印象很深的,倒不是他的才學,而是他的為人,慢慢形成這樣的概念——這個人的人品很了不起。20世紀30年代“我的朋友胡適之”成了文人中的流行語,以致林語堂曾在文章中,幽默地拿這開起玩笑。在胡適逝世后,蔣介石所題的“德學俱隆”還是得到了人們首肯。
    人們對胡適的思想和學問的贊許,可能造成對他人品上的崇高有所忽視。在他的年代,社會急劇動蕩,兵荒馬亂,像他那樣,最終得到“好人胡適”的名聲,真是難得。在那種不太好的社會,他竟告訴學生,“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,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。”他自己也是躬身實踐,在與人的交往中,總是坦蕩、熱情、與人為善。他的心靈像一潭明澈的湖水。在老朋友陳獨秀遇牢獄之災時,他不因政見不同,傾力相救;在周作人做漢奸前后,他先是殫精竭慮地勸說,之后又為其盡力開脫。最傷感的一幕可能是,1948年底南京派飛機到北平接走了他這個北大校長和清華校長梅貽琦。胡到南京后,費盡力氣,說動政府又派出一架飛機,去北平接那些他的學術界名人朋友,當飛機返回,他滿懷希望地去機場接。但機艙門打開,僅幾個人下來,胡適當時就失聲痛哭了。亂世之淚,何人能解?在“文革”中,有很多老教授、老學者都想到了他們的朋友胡適和那架空空的飛機。他的得意門生吳晗,在死之前腦海中是否出現過恩師的身影?永遠是謎。
    梁實秋在懷念胡適的文章中特別指出,“胡先生最愛寫的對聯是:太膽的假設,小心的求證;認真的做事,嚴肅的做人。我常惋惜,大家往往注意上聯,不注意下聯。”胡適不光學問好,他的品行、道德也很讓人景仰。我們繼承他提倡的民主、自由,最好先少說,而是多學學胡適先生的做人。


吹不散的心頭人影——胡適與陳獨秀


    胡適與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思想界的兩個巨人。初為同道,但后來走向不同的方向,他們在思想觀念上相左,但私交卻勝似親人。在新文化運動中,他們曾是親密的戰友。1916年當陳經辦《青年雜志》(《新青年》前身)時,收到胡適從美國寄來的關于文字改革的稿子,大加贊賞。他馬上給胡回信,“文字改革,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,此非戲言,更非空言……此事務求足下,賜以所作寫實文字,切實作改良文字之文學,寄登《青年》均所至盼。”在陳的鼓勵下,胡適很快寫出《文學改良芻議》一文,并由陳登在《新青年》上,吹起了白話文革命的號角。陳在隨后告訴胡,“中國社會可共事之人,實不易得,恃在神交頗契”,愿將胡引為同志。1917年,陳到北大,胡回國后也到北大任教,二人協力齊心,推動新文化運動,同成為這次啟蒙運動當之無愧的領袖。
    “五四運動”后,兩人分道揚鑣,陳日趨激進,信仰馬克思主義,走上革命之路,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。而胡則堅持科學、民主,成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代言人。二人之思想已是水火不容。但胡適并沒有忘記與陳的私交。他在1925年給陳的信中,將他們的關系講得清楚分明。
    “你我曾共同發表過《爭自由》宣言。爭自由的一原理是:異乎我者未必即非,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,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,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。爭自由的惟一理由,換句話說:就是期望太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。我知道你們主張階級專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。但我要你知道,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。我們兩個老朋友,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,事業上盡管不同,所以仍不失為老朋友,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后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。”
    “五四”以后,胡陳分手,陳領導的共產黨逐漸發展壯大,與國民黨合作,共同北伐,取得一系列勝利,但在1927年兩黨分裂,遭到血腥鎮壓,共產黨也直落谷底。而在此過程中,最慘的莫過陳獨秀,不僅兩個愛子延年、喬年慘遭殺害,自己也被當成失敗的替罪羊,被開除出自己創立的黨。此時的陳獨秀,眾叛親亡,形影孤零,過著流亡生活。1932年陳在隱藏中被以共黨魁首名義逮捕,當時國民黨政府已內定由軍事法庭審判他,并處以死刑。陳也抱定必死之心,他給人題寫下“三軍可奪帥,匹夫不可奪志”的墨跡,但求速死。
    這時的陳,在別人眼里,仍是共黨匪首,千夫所指,共產黨對他也不聞不問,真是四面楚歌。這時,正是胡適,鼓動起北大教授,對陳獨秀采取了營救活動,通過各種關系,四處活動,由胡的好友羅文干(時任司法部長)斡旋,在蔣介石首肯下,將陳轉到刑事法院,以判刑保全生命。胡這不是第一次救陳,1919年陳被北洋政府拘捕,也是胡適出頭營救。那時,他們是戰友,這次兩人在思想上已是敵手,而陳已如無人答理的喪家犬,胡的援手無異雪中送炭,難能可貴。
    陳在獄中,親筆給胡適寫信,表示了感謝,要知道陳獨秀一生孤傲,不管在多潦倒時,高官權貴以可憐心態,送他金錢厚禮,他一概拒之。而在給胡的信中,可看出他對胡的友情和信任。
    適之先生:
    此次累及許多老朋友奔走焦慮,甚為歉然。審判約在本月底,計尚有月余逍遙。判決后,以弟老病之軀,即久徒亦等于大辟,因正式監獄乃終日禁閉斗室中,不像此時在看守所尚有隨時在外散步及與看守者談話的自由,所以我以為也許還是大辟爽快一點,如果是徒刑,只有終日悶坐讀書,以待最后。如能得著些紙筆,或者會做點東西,現在也需要看書以消磨光陰。先生能找幾本書給我一讀否?
    英文《原富》亞當?斯密的
    英文李嘉圖的《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》
    英文馬可波羅的《東方游記》
    崔適先生的《史記探源》
    此外,關于甲骨文的著作,也希望能找幾種寄給我,先生要責我要求太多了吧。
    1937年,抗戰爆發后,陳得以提前出獄,他出獄后,即住在胡適最好的朋友傅斯年家中。在南京、武漢失陷后,陳流落到離重慶不遠的江津縣農村,生活窘迫。最不可理喻的是1938年初,《解放》雜志上污蔑陳獨秀是每月拿200大洋的日本漢奸。手段之卑鄙,令人發指,全然要再置陳于死地。反倒是九名教授在《大公報》發表聲明,為陳辯污(由于手頭沒資料,沒查是否胡適參與此事,或簽名)。但我相信胡知道會簽名,那些教授也一定是胡的朋友。1938年胡適為赴國難,終于同意進政府工作,出任駐美大使。他一直關心著陳的命運,他的朋友幾次寫信告訴有關陳的貧病狀況,甚至商量由他想辦法讓陳赴美。但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顯然愛莫能助了。1942年,陳獨秀在四川小鎮中貧困死去。
    不管胡陳在思想上有多大分歧,但胡始終把陳當做朋友對待,對朋友的遭遇,耿耿于懷。他曾對人講:1919年北大辭退陳,是他最痛心的事,造成中國知識界思想的左傾,《新青年》的分化,北大自由主義變弱。他甚至天真地說:獨秀在北大,頗受我和孟和(陶孟和)影響,故不致十分左傾,離開北大后,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,更左傾了,實開后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。不管此話對錯,完全可看到胡適心靈的一片良善。

君子坦蕩蕩——胡適與周家兄弟

    胡適、魯迅、周作人都是中國文化界的頂級人物,胡、魯應在最高級,周稍差些,他們都值得尊重,都是大師。可是他們每個人都有太多政治色彩,如魯迅,一度被推上神壇,雖不是一句頂一萬句,也是只言片語,就能置人死地,如一句“四條漢子”就讓四個著名文人一死三殘。毛澤東說:“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,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,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。”儼然一位魯圣人。胡適在大陸曾被罵得豬狗不如,但在海峽那邊,可也是一尊巨神。老蔣親筆挽聯云,“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,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。”而周作人更不必多說,一個漢奸的帽子,足以壓他個半死。所以我來談這三個人,首先就是想先剝了他們的種種外衣,去除金粉黑漆,權當三個從青年相識的才子,最后都成大名的文人,一生的交情、恩怨,看看各自為人的特點而已。
    胡適與魯迅和周作人的交往,始于1918年,他們同在北大,他們從相識到友好,是朋友。倡導新文化的過程中,他們很有共同語言,特別是反對文言文,提倡白話文;反對舊道德、舊禮教,提倡科學與民主。他們密切配合,互相呼應。有時胡適首先發難,魯迅緊緊跟上,有時兩人同時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,對某一問題做深入的論述。胡像個帥,魯像個將。而周作人自嘲,敲敲邊鼓。三人應是關系不錯,但不知因背景不同還是別的,魯迅對剛認識不久的胡,從頭就懷有戒心。他多年后說,大意是辦《新青年》時,陳獨秀像個開著的房間,門口帖著內有武器,刀叉劍戟看得分明。胡適像個關著的門的房間,門上寫著內無武器,總讓人生疑。魯的話很奇怪,所有認識胡的人,幾乎都會夸胡的坦率性格,為什么只有魯迅有此疑心。看來魯的防人之心比常人要強烈許多。
    胡適對周家兄弟是真心喜歡,他一生可能說的最多的贊揚的話就是對周家兄弟。魯迅發表了《狂人日記》以后,胡適便給予熱烈的贊賞與高度的評價,稱譽魯迅是“白話文學運動的健將”。胡適在日記中還寫道:“周氏兄弟最可愛,他們的天才都很高。豫才兼有賞鑒力與創作力,而啟明的賞鑒力雖佳,創作較少。”胡適是最早認識魯迅小說的價值的人之一。他對于魯迅前期雜文也表示了極大的贊賞。如《隨感錄:四十一》關于“學學大海”、“擺脫冷氣”、“有一分熱,發一分光”這段寓意深刻的話,胡適說,看了這段文字,感動得“一夜不能好好的睡,時時想到這段文章”。另外,胡適曾經想做一部《中國小說史》,一直放在心里。幾年后,魯迅的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出版了,胡適對此不是心懷嫉妒,而是報以熱情的夸獎,認為“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,搜集甚勤,取材甚精,斷制也甚嚴,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”。
    胡適對周家兄弟一往情深,1926年胡卻遭到周家兄弟的一次莫名其妙的絕交。胡適與周家兄弟在辦《新青年》時,有過意見分歧,但只是很小的摩擦,沒什么可結仇的事。1926年5月,魯迅、周作人和陳源(西瀅)在《晨報》發生激烈筆戰。當時徐志摩正主編該報副刊版,勸了幾次無效后,停登雙方文章。胡作為大家的朋友,生于好意給周家兄弟寫了封勸說信,言詞懇切:勸雙方停打此無意義筆仗。沒想到,周家兄弟從此與胡絕交。魯迅此后再沒和胡適來往。周作人則于1929年主動與胡和好。胡適為此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對周家兄第寫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話:“生平對于君家昆弟,只有最誠意的敬愛,種種疏遠和人事變遷,此意始終不減分毫。相支雖遠,相期至深。此次來書情意殷厚,果符平日的愿望,歡喜之至,至于悲酸。此是真情,想能見信。”胡和周作人在疏遠了三年多,至此完全和好。過后不久,在周作人的囑托下,胡幫助他弟弟周建人在商務印書館找到工作。
    魯迅不僅沒與胡適和好,從上世紀30年代初開始,不時在文章中批評胡適。例如,1931年魯迅在《知難行難》一文中寫道:中國向來的老例,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,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。做牢靠的時候是“偃武修文”,粉飾粉飾;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“治國平天下”的大道……當“宣統皇帝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,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。見過以后,也奇怪,人們不知怎的現象、他們怎樣地稱呼,博士曰:“他叫我先生,我叫他皇上。”關于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召見胡適是一個趣聞,溥儀宮里剛安電話,打著玩,打到胡適家召見胡適。胡適在后來發表《宣統與胡適》一文,其中說:“陽歷5月17日清室宣統皇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。當時約定了5月30日(陰歷端午前一日)去看他。30日上午,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。我們從神武門進宮,在養心殿見著清帝,我對他行了鞠躬禮,他請我坐,我就坐了……他稱我‘先生’,我稱他‘皇上’。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……他說他很贊成白話,他作舊詩,近來也試試作新詩。”溥儀要見見胡適,胡適就去了。今天看來,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兒。而當時,卻沸沸揚揚、議論紛紛,有的說“胡適要做帝師”。害得胡后來解釋說:“這位17歲的少年,處的境地很寂寞的、很可憐的!他在寂寞中,想尋找一個比較也可稱得是一個少年人來談談,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,不料中國人腦筋里的帝王思想,還沒有洗刷干凈。所以這樣本來很有人情味口的事,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,便成了一條怪異的新聞了。”沒想到這些無聊的無稽之談,成為魯迅攻擊胡的借口。
    此后,魯迅在多篇文章中,挖苦胡適,尤其以一條不實新聞報導,說他為日本侵略者獻策。比如,以“何家干”的筆名發表的《出賣靈魂的秘訣》,后來魯迅將其收入《偽自由書》一文中,說:“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。但是,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,這卻是出賣靈魂的惟一秘訣。”胡與魯迅是老朋友,互相有了解。能用這樣惡毒的話嗎?魯迅在提到胡適時,雖然直接的和尖銳的人身攻擊不多。但旁敲側擊、含沙射影和冷嘲熱諷,卻很多。而且,魯迅從未正面對胡適對新文化運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、地位和作用,進行過肯定。
    反之,對于魯迅,胡適始終保持著好意,有機會的時候,總要為魯迅說幾句公道話。1936年魯迅去世后,女作家蘇雪林寫長信給蔡元培、胡適,對魯迅進行了攻擊。當時的魯迅罵胡適盡人皆知,而胡適在回信中則盡力為魯迅辯護。胡適說:“凡論一人,總須持平。愛而知基惡,惡而知其美,方是持平。魯迅自有他的長處。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,如他的小說史研究,皆是上等工作。”對魯迅的謾罵,在魯迅生前,胡適則一律采取“老僧不見不聞”的態度,從不公開應戰。魯死后,也從沒發過惡聲。讀過魯迅書的人,不免對其人產生敬意,也有人崇尚他的硬骨頭精神。但很多喜歡魯的文章的人同時表示,不敢交這樣的朋友。魯迅死前有一句著名的話:一個也不寬恕。但不知對胡適這樣一直對他友好的人,是否領一絲情?
    魯迅死后,胡一直和周作人保持友好關系。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,胡帶領北大師生南下,周留在北京。1938年,胡出任駐美大使途中,聽到周作人欲在日本統治下的北大出任校職,給周寫了一封意味深長的信,苦苦勸說老僧不要入世,日本人的水。但周作人不僅沒聽,反擔任了北平偽政府的教育總督辦和文化委員會主任等偽職,淪為漢奸。抗戰勝利后,胡回到北大再次出任校長,而周則囚在了南京老虎橋監獄。在全國對漢奸一片喊打的情況下,胡適在極大壓力下幫了周作人一把。他用北京大學的名義給法庭出具了一份證明,說日偽期間北大校產未遭破壞,圖書設備還有增加。為此,胡在報上挨了不少罵,說他庇護老友。而周在這份證明下,確有減輕量刑。對此周的心中是明白的。
    1962年胡適在臺灣去世。周作人在極端困難條件下,寫了一篇回憶胡適的文章,這篇文章可稱得上是絕世的精品。當時,胡適在大陸已被批得臭不可聞,更是晚年回到臺灣而死,說他一句好話就會有不測之災。而周作人以文人的最高智慧,竟在大陸作出了懷念之文,真是奇跡。他的文章對胡一句好話沒講,而是細數了由胡幫助出了幾本書、幾篇文,得了多少錢,分毛清楚。而且特別說起、拿某筆錢,買了墳地,埋了母親、女兒,至今念念不忘,這可能是胡適死后,大陸僅有的一篇紀念文章。看著周作人隱晦的文字、深藏的苦心,我幾乎潸然淚下。他什么都明白,什么都記得。他無話能說。所以我覺得,周家兄弟還是有一個對得住胡適的,盡管他生前沒聽到。
    朱學勤有一段話,我很喜歡,將它做個結尾。“胡適始終以一種從容的態度批評著那個時代,不過火,不油滑,不表現,不世故。仔細想想,這樣一個平和的態度,竟能在那樣污濁的世界里堅持了60年,不是圣人,也是奇跡。胡適的性格,與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環境放在一起,才會使人發現,也是一件值得驚訝的事。”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本文選自搜狐“思公博客”

加入時間:2016/10/62475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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